[ 计划单列市发展得好，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这些城市能成为计划单列市，说明本身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好;另一方面，计划单列体制也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带来比较大的促进，对一些城市也好，企业也好，都下放了一些自主权，让它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

[ 从各省份经济总量第二名城市与第一名城市的比值来看，有2个省份超过了90%，分别是福建和辽宁。 ]

[ 2019年福州的GDP达到了9392亿元，相当于领头羊泉州的94.4%，而在2016年，这一比值仅为86%。 ]

随着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经济大市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引领作用越发明显。那么各省份第一经济大市分别是谁?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直辖市以外的27个省份GDP总量前三的城市数据，发现有20个省会(首府)城市是所在省份的第一经济大市，此外有7个非省会城市超过了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成为全省(自治区)经济第一市，这些非省会城市主要位于沿海地区。同时，从各省份GDP一、二名城市的比值来看，中西部的四川、湖北等地省会城市的首位度位居前列。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宁2019年的数据未发布，在此采用2018年的数据。相应的青海其他城市的数据也采用2018年数据。

7个非省会城市逆袭

数据显示，27个省份的领军城市中，共有8个城市GDP超过万亿元大关，分别是深圳、苏州、成都、武汉、杭州、青岛、郑州和长沙。这些城市所在的省份GDP总量均位列全国各省份前十。这也说明，GDP总量大的省份，头部城市的总量也会比较大;反过来说，头部城市经济总量大，也更能带动所在省域经济的发展。

除了这8个城市外，还有泉州、合肥和西安这三个领军城市处于9000亿元梯队，即将进入到万亿行列。这其中，泉州所在的福建位居省域经济总量前十，安徽是中部人口大省，西安则是西北的龙头城市、大区中心城市。

从27个领军城市来看，有20个为省会城市，也就是说有7个非省会城市超过了所在省省会，成为所在省份的领头羊。这7个城市分别是广东深圳、福建泉州、江苏苏州、山东青岛、辽宁大连、河北唐山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600295,股吧)。

这7个非省会城市中，有6个位于沿海地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主要就在于经济集聚区比较多。沿海地区不少省份都有两个副省级城市，形成“双子星”模式，有些省份不仅有两个，甚至还有多个。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也比较大，不可能都集聚到省会去。

比如，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不仅有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还有佛山和东莞这两个二线城市。经济第二大省江苏也有南京、苏州和无锡这三个二线城市。第四经济大省浙江则有杭州、宁波和温州这三个中心城市。

牛凤瑞说，沿海双中心、多中心模式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比如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因素等。以政策因素为例，经济特区城市、14个沿海开放城市都对目前城市格局有较大影响。同时，目前的计划单列市也都位于沿海地区。

其中，计划单列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沿海几个省份的城市格局。例如，目前的5个计划单列市中，深圳、青岛和大连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在人均收入方面都明显超越了所在省份的省会。而厦门作为福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虽然经济总量不如福州，但从人均收入以及影响力等方面，也超过了福州。5个计划单列市所在省份的省会中，只有杭州相对宁波保持“强势”，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新经济发展都超过宁波。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计划单列市发展得好，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这些城市能成为计划单列市，说明本身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好;另一方面，计划单列体制也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带来比较大的促进，对一些城市也好，企业也好，都下放了一些自主权，让它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除了计划单列市外，苏州、泉州、唐山、鄂尔多斯的逆袭也各有特点。比如，改革开放之后，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紧邻上海的苏州通过与上海分工合作，工业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全国工业产值最大的城市。

同样的，在京津冀城市群，唐山是非常突出的重工业城市。彭澎说，改革开放后，核心城市群对城市的影响很大，唐山受京津两大城市的影响很大，苏州受上海的辐射带动很大。

泉州尽管只是一个普通地级市，不过历史上是著名的商业重镇，地处商业传统很浓厚的闽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轻纺、鞋帽产业飞速发展。另外，7个非省会领军城市中，唯一在沿海以外的城市是鄂尔多斯，主要得益于新世纪以来在煤炭能源产业带动下，经济飞速发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发达省份往往有一个政治、文教中心，有一个经济中心，而中西部地区往往这几个中心是合在一起的。中西部的资源比较少，有限的资源往往向省会集中，而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资源较多，不会集中在一个点。另外，沿海发达城市群十分密集，资源容易分散，大家共同发展，流动性很强。这两者带来一个结果是，中西部的城市差异很大，对人才、资金、产业的集聚差异很大。

省会城市优势凸显

尽管有7个非省会城市逆袭成为所在省份的经济第一位，但近几年，随着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省会城市所具有的交通枢纽、高教等优势正在逐渐显现，即便被非省会城市超越，这些城市也正在逐步缩小差距。

以福州为例，数据显示，2019年福州的GDP达到了9392亿元，相当于领头羊泉州的94.4%，而在2016年，这一比值仅为86%。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认为，福州作为省会，是全省的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中心，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要素资源，优势十分明显，未来福州经济总量会超过泉州。

在江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南京的GDP总量不仅不如苏州，也不如无锡，坊间戏称为“苏小三”，但2014年南京超越了无锡，上升至江苏第二，近年来与苏州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从27个各省份经济总量第二城来看，有广州、南京、宁波超过了万亿元大关，济南、福州处于9000亿元梯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广州、南京、福州、济南、沈阳、石家庄和呼和浩特失守省份内第一的位置，但都位居省内第二位。目前尚无一个省会滑出所在省份前两名。

从各省经济总量第三的城市来看，仍有佛山和无锡两个城市超过了万亿元大关。也就是说广东和江苏这两个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前三名的城市均进入到GDP万亿俱乐部行列。值得关注的是，福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厦门，在省内位居经济总量第三。

目前，关于城市的首位度有不同的计算维度，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第二大城市与第一大城市的比值，可视为第一大城市的“首位度”，这个指标也可以反映经济第一大市在所在区域的“强势度”。

从各省份经济总量第二名城市与第一名城市的比值来看，有2个省份超过了90%，分别是福建和辽宁;有4个省份在80%到90%之间，分别是广东、贵州、河北、山东;此外浙江、内蒙古和江苏这一比值也都超过了70%。可以说，这些省份的一二名城市之间的差距较小。

从区域来看，7个非省会逆袭成为第一大经济大市的省份，均位列其中。可见，在这些省份，虽然省会城市被省内其他城市超越，但总体来说差距并不大，省会城市未来仍有加速赶超的可能。

有16个省份这一比值低于50%，也就是说，第二大城市经济总量不及第一大城市的一半，这些省份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且全部是省会经济领跑的省份。有8个省份这一比值低于40%，分别是四川、吉林、甘肃、湖北、宁夏、湖南、安徽、新疆。其中，四川第二大城市绵阳仅为成都的16.8%，吉林省第二大城市吉林市仅为省会长春的24%，湖北第二大城市襄阳也不到省会武汉的30%。可见在这些省份，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十分突出。

牛凤瑞说，包括成都和武汉在内，是中西部地区的副省级城市、大区中心城市，集聚的高校资源多，各种政策形成的集聚效应特别突出。

在西部地区，不少省份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就比较差，如平原少、土地贫瘠、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等，因此省会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在东北地区，由于大多数普通地级市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近年来下行压力较大，与省会城市的差距也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