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产权日即将到来，今年的主题是“女性和知识产权：加速创新创造”，旨在庆祝世界各地的女性发明人、创造者和企业家“事在人为”的态度以及她们的开创性工作。

南财合规科技研究院数字娱乐课题组长期关注知识产权议题，为呼应节日主题，我们推出《知识产权她智慧》专题。在系列报道中，我们将专访多位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杰出女性，听她们讲述自己的知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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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第一篇，我们专访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团队负责人倪红霞。

倪红霞法官的成长，伴随着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发展。

1990年，倪红霞毕业并顺利分配至当时的川沙县人民法院，真正成为一名“法律人”。同一年，浦东宣布开发、开放。

1994年，浦东法院成立全国基层法院首家知识产权审判庭。1996年，浦东法院在全国率先尝试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即由知产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这一模式被已故著名的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称为“浦东模式”。

在经过经济庭、行政庭的工作历练之后，倪红霞从2001年底开始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审理的多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上海法院30年经典案例”“上海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件”“上海市十大版权案例”等。

2019年5月，浦东法院与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签署“聚焦中央三大任务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以她名字命名的“倪红霞法官工作室”在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揭牌。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时，她从职业起步、发展以及展望三个方向入手，与我们展开深入对谈。据她介绍，为了缓解案多人少的难题，浦东知产庭进行了书状先行、要素式审理、繁简分流、多元纠纷解决等创新。

她还认为，法官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知识产权法官更要有丰富的知识结构，如遇到专业技术问题时，必须去了解、研究，涉及游戏视频等内容，必须亲身体验去打一打游戏，刷一刷社交媒体。

从经济庭、行政庭到知产庭

21世纪：你的职业生涯在经济庭开启，这一段经历对你从2001年开始正式投入的知产工作有什么联系、帮助吗？

倪红霞：还是挺有联系和帮助的。我在经济庭时接触的是商事案件，后担任书记长时，我们有一个书记员小组，对应知识产权庭、行政庭、审监庭等多个部门，所以对这些各种不同类型的案子都有所了解接触。也就是从哪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了知识产权了。

我们浦东法院在1994年成立知识产权庭，首任庭长徐亚丽，1996年在全国最早开始探索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也就是由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

所以在经济庭、行政庭等部门的工作经历也为我后面到知产庭从事“三合一”审判工作还是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们知识产权庭除了受理侵害商标权、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特许经营合同、技术合同等这类知识产权民商事案件之外，还受理相关行政、刑事案件。“三合一”审判模式也被已故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称为“浦东模式”。“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作为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项目，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意见，要求全国法院推行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我们的第三任庭长徐俊走进中南海汇报“三合一”审判工作，这一模式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称“这是源自浦东的宝贵经验”。

21世纪：当初调入知产庭是基于一个什么契机？

倪红霞：说来也巧，当时，本来是希望留在行政庭做法官助理，因为我当时在行政庭做法官助理。但是当时人员已经满员，很难留下。庭长就对我提了个建议，说如果你能够有机会就去知识产权庭，这是一个很有发展的庭。最终我如愿来到了知识产权庭。

刚到知产庭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挺忐忑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做书记员的时候我就接触过知识产权的案子，当时我的直观感受就是很难、很复杂。说实话，当时我们那一帮书记员其实都很害怕给知产庭做庭审记录。一方面是听不懂，因为很多案子涉及技术问题我们根本搞不懂，另一方面，那时候书记员都是手写记录，一开庭一坐就是一整天，一整天的记录，还是非常累的。

知识产权庭的庭长陈惠珍法官，她是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非常严格，追求完美的一个人，所以要到知识产权庭做法官还是有一些紧张。

21世纪：当时做好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倪红霞：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有完全不同的诉讼程序和举证规则，要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全科大夫”，必须在三大诉讼法之间随时切换，就要求法官必须熟练掌握三大程序法，随时变换身份，这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并非法院或者法官的单打独斗，它是需要公检法以及各个部门打配合的。如果前端做得好，证据做得比较扎实，法院作为后端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你曾介绍，在打磨知产案件的过程中有建立“资料库”的习惯并保留至今，方便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建立自己的“资料库”的吗？

倪红霞：以前在网上查资料没有现在那么方便，所以一开始我都是看到什么资料就收着，如果平时不注意收集，到用的时候可能就没了。然后分门别类，商标法一本，著作权法一本，反不当竞争法一本等等，各种各样的规定、案例都放进去，这样子翻起来、查起来也方便一些。

如今我的资料库也是与时俱进，电子化了。我个人觉得这种习惯还是蛮好的，不论是具体某个案子法律依据的查找还是法官自己构建知识体系，都比较方便。

比方说，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可能碰到一些问题常用法律法规里面找不到依据，但实际上某些不常用的法律法规或者是高院出的内部规定之类的上网搜索一时之间不太能搜到。一些比较老的规定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废除掉，可能法院的年轻一代他们不一定知道，那像年轻法官来请教或者一起讨论，我也可以比较快地从资料库里翻出来。

资料库也是需要不断更新的。比如有些法律法规废止了，或者重新修订了，尤其是近几年知识产权发展很快，相关的法律修订也比较频繁，那审判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能适用错误。

办案严谨细致，氛围轻松活跃

21世纪：三十年来，知识产权庭的人员结构、案件的案由等等有什么变化吗？

倪红霞：我刚到知产庭的时候，整个庭只有4个人：1个庭长，2个法官再加上1个书记员，是挺小的一个庭。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有40多个人的庭，有20名法官，基本都是硕士以上学历。各种新类型案件也层出不穷，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挑战。

2001年我刚到知产庭就立刻接手了三个案子。虽然案子数量不多，但挑战还是蛮大的。第一是当时每一起案子对我都是新类型的案件，有的还涉及技术鉴定问题，每一个案子都相当复杂，加上当时知识产权还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了解和专门研究的人也不多。第二是法律没有现在那么健全，能够参考的案例很少，网络也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当然这也是一个飞速学习的过程，遇到问题我们几个法官、书记员就随时安排讨论，甚至下班之后我们也会在办公室讨论案子到很晚。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的陈惠珍庭长就像师傅带徒弟那样带新人。她是一个工作要求和自我纪律要求都很高的人，经常强调办案子要非常非常细心、仔细和认真，不能出错。并且她自己钻研法律问题的精神也是在整个院里出了名的。陈庭长的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给我很大帮助，我也打心眼里佩服。也只有这样一种严谨的态度，才能把案子做出来，才能够把人培养出来。

2015年，陈惠珍法官调任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我也就成为了知产庭资历最“老”的人，带起了新人。应该说也形成了办案格外严谨细致、随时随地展开讨论、团队氛围活跃的风格。

我们的第三任庭长徐俊到任后，又将浦东知产庭的工作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创新了更多的机制。2021年徐俊庭长调任高院知产庭副庭长，我们的第四任庭长吴智永将涉外商事审判的理念带入到知识产权审判中，让法官的视野更加国际化。

21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后续知识产权案件应该呈现指数级增长了吧？

倪红霞：确实如此。1994年，我们刚成立知产庭的时候，一年收案只有11件，我去知产庭的时候有20多件，从2013年开始，一年就有1000多件了。2016年的时候一年4000多件，2019年的时候7000多件，我们是15000多件，最多的时候达到过17000多件。

这个时候人案矛盾就非常突出了。我们办案子要讲质量，所以严谨细致的态度绝对不能丢。但是案子数量一多，证据又多，我们就不得不加班加点“开夜车”做案子。尽管我们庭干警的人数也增加了不少，但人案矛盾依旧突出。“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在我们庭可以说再正常不过了，大家真的都是非常辛苦的。也不止是我们知产庭，法官大多处在这种状态。好在大家都有较强的责任心，团结一致，互相勉励，静下心来认真办案子，毕竟审理期限还在后面追着，当事人也期待判决结果早点出来。

21世纪：除了钻研案子，你们还做了哪些创新，以缓解案多人少、加班常态化的问题？

倪红霞：比如书状先行制度，也就是当双方当事人都拿到证据材料之后，先让他们针对材料进行答辩、质证，所有的质证意见通过书面形式交换，这样很多没有争议的问题就可以在开庭前达成双方共识，到了法庭上就可以着重针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争议焦点进行审查，可以节约法庭上的审理时间，也能诉讼降低成本。我们浦东法院也是全国最早推行的“书状先行”模式的试点之一，我们现在很多法院和案件都采用这种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我们采取繁简分流，成立速裁组，由若干名年轻法官和法官助理开展简案速裁，复杂案件由资深法官审理。通过“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缩短简单案件的审理时间，提升精品案件的审理质量。

我们还推动多元纠纷化解行了诉前调解模式，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如果双方都同意，那么法院就把案件分发给专门的第三方调解机构，我们与多家调解机构开展合作，构建人民调解、商事调解、专家调解等多层次的立体化纠纷解决体系。如果调解成功了，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对于诉前调解的案件诉讼费用也是给予优惠；如果调解不成功的话，再进入诉讼程序。诉前调解其实一方面缩短了诉讼时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我们的工作压力。

关注前沿话题，保持终身学习

21世纪：你觉得这些年浦东法院变化大吗，印象中有哪些重要节点？

倪红霞：首先是人员变化，法院这些年来不断地聚拢优秀政法人才。人员数量大量增加，整体教育层次快速提高。

其次是案件体量和类型变化。从知识产权庭成立到现在，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的年案件受理数量翻了1000多倍。案件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知识产权和企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权利人的法律意识、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再者，法院的数字化建设发展也非常快。全流程网上办案、大数据案例库和法规库建设，比如C2J法官办案智能辅助系统、网上立案、电子送达、电子卷宗等等，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的，和是以前手写、手抄完全不能比的。

最后，知识产权审判越来越专业化，法官的理念也不断更新，跟上社会的发展速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审理案件。比如在知识产权案件中，会涉及到技术、软件、游戏、视频等等内容，法官就要研究学习这一技术，亲身体验去打一打游戏，刷一刷社交媒体。像我有时候不懂就去问问年轻人，和他们一起接受新鲜事物，就不会因为年龄而与社会脱节。

法官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工作，每天都能学到新“技能”！

21世纪：近几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数据算法都非常火热，网络版权领域新问题频发，信息网络传播引起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也有许多。浦东法院知产庭在这些前沿问题上有什么比较突出的贡献吗？

倪红霞：大数据、人工智能也是我们法院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近几年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这样的案子越来越多了。

例如，前几年我们知产庭审理的大众点评诉百度案就是一个经典的案子，百度地图和百度知道中大量使用大众点评网上的用户的评论，对大众点评构成了实质性替代，使大众点评的利益受损害。这个案子也引发了理论界和业界对于“数据可携权”的讨论。

再比如2006年的时候，我审理过一个涉及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财产刑事案件，当时这个案子的定性争议是非常大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的时候，定的是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提起公诉，但当时我的直觉感受定侵犯著作权罪不妥。所以我们组织了研讨，还去被害单位了解他们做游戏的过程。回来讨论的时候大家也有很多观点，比如有的认为可以将虚拟武器装备作为美术作品保护，还有觉得应该定诈骗罪的。最终，我们认定虚拟游戏装备具有财产属性并具有市场价值，所以最后定性为职务侵占罪，这个案例也入选了上海法院30年经典案例。

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正式将虚拟财产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

再比如，我担任审判长的《奇迹MU》著作权侵权案是全国首例将网络游戏作为类电影作品认定的案件。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得出了与之前类似案件“通过单幅画面认定美术作品来保护”这一推定所不同的结论，把整个游戏认定为具有连续性活动画面的类电影作品进行保护，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奇迹MU》案件之后，越来越多的游戏类案件也都逐渐采用了类电影作品的方式来认定。

21世纪：你作为前辈，对青年有什么寄语和期望？对法院和工作室未来发展有什么希冀？

倪红霞：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彩，但沉下心来，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才能担负起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和使命。工作中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拓宽视野。法官工作室要加大对企业的法律服务，深入了解他们的司法需求，能够真真实实地为他们做一些事情，解决些困难，护航企业创新发展。

浦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浦东法院必会在浦东这片热土上勇立潮头，至善致远，继续书写好浦东故事。

（感谢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传媒法制专业竺煜逸同学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下一篇，我们专访中国传媒大学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在专访中，她和我们分享选择了目前这一职业的原始动机，以及职业生涯中令她难忘的高光时刻。同时，对于女性知产人的职业发展，她也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