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从来不缺经济奇迹。

由于紧邻上海，以此为窗口承接国际要素，再加上自我创新，苏州以全国0.09%的国土面积创造出了全国2.1%的经济总量、2.4%的税收、7.7%的进出口总额，成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领头羊和风向标。

2020年1-6月，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超过同期的上海近500亿元，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同处于经济下行趋势下，苏州工业总产值降幅只有0.3%，增速高于上海6个百分点，正因如此，地级市苏州的工业对直辖市上海的超越实现了加速。

尽管苏州工业总量超越上海，但工业利润与上海相比仍有较大距离。从工业强市到真正的经济强市，苏州的路还很长。

长期以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苏州对美国的贸易占到江苏的2/3、中国的1/8。2019年，苏州外贸依存度高达125.7%，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已在瓶颈期徘徊多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人士一致认为，在即将实现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大关的关键时间节点上，苏州必须做出改变。

工业第一市的发展逻辑苏州工业经济拥有35个工业大类、167个中类和489个小类，有16万家工业企业(包含世界500强400多个项目)，是中国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

2019年，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3592亿元，创历史新高，并新增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两个千亿级产业，全市千亿级产业达到11个。

从工业经济所有制看，2019年民营工业产值超过1.2万亿元，同比增长4.1%，占规上工业比重达36.7%，而外资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0408亿元，占规上工业比重高达60.8%。

对苏州千亿级以上产业细分可以发现，电子信息行业产值超1万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和钢铁行业产值超2000亿元，化工、汽车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纺织、橡胶和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和化纤制造超过1000亿元。与之对应的是，产值超1亿元的工业企业为4446家，同比增加147家;产值超100亿元的工业企业达33家，同比增加5家。

这仅仅是苏州工业经济的表象，真正代表苏州工业转型的是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材产业的发展。

早在10多年前，苏州就已经意识到依托国际代工模式发展起来的工业尽管总量很大，但对本地经济贡献度和长期拉动有限。如某品牌鼠标在国际上的售价约40美元/个，但作为最大生产制造基地的苏州只能获得3美元/个的利润。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目前产能不足、需求刚性、利润高、市场巨大且不受行业周期影响的生物医药，成为苏州工业经济结构优化的重点产业之一。

“从开始布局到2019年底，生物医药产业年增长超过20%。”苏州工信局发言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特别是疫情以来增长了600%以上，证明了当年选择的重要性和精准性。

到2019年底，苏州共聚集生物医药企业3000余家，实现经济总量超1700亿元。其中，医药工业产值约1450亿元(含规下)，这一数据占江苏近1/3、占全国5%左右。

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培育，苏州汲取了改革以来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其重点在于创新，并打造完整产业链，同时在人才、科研、资本等领域完成配套。

苏桥生物(苏州)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永忠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药物的研制过程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过程，且时间长达7-15年，对科学家来说，过程长且资金、场地不足是最大的阻碍。“苏州在起步的时候就已意识到医药产业中间服务商在产学研中的重要性，可以加速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商品。”

苏州医药产业成长出一批国内领先的重点自主创新型企业，在部分细分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以全球热门的PD-(L)1明星抗癌药为例，目前国内共有6款该类药物上市，有3款为苏州制造(另有2款进口)。在产业链上，则在化学药、生物药、体外诊断、医学影像、植介入设备和医用材料等形成了细分门类的特色，其中药品产值占比达70%。

苏州通过辖区内各个经济板块的竞争，医药产业载体实现了连片集聚发力，形成了以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为核心，高新区发展医疗器械园、昆山小核酸及生物医药产业园、吴中生物医药园、太仓生物医药园等园区多极发展的产业格局，这也使得产品侧重点亦有不同，抗体药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张家港则以骨科材料为主等。

苏州各经济板块在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表现，体现着苏州内部区域经济平衡的目标得以实现。此前，苏州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让市区和县(市)之间的经济总量和国土面积基本形成了5：5格局，改变了过去各板块因为经济总量大而喜欢各自为战的惯性。

“代表苏州工业转型的智能制造、新型显示、集成电路、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发展思路与医药产业异曲同工。”上述发言人表示。2019年，苏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3.9%。

工业发展背后的所有制改革苏州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工业，是如何稳定快速成长的?

根据长江产经研究院院长刘志彪和团队的研究，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实现经济的快速提升，关键在于制度供给的及时匹配，所有制结构的协同发展，从根本上确保了外资和民营经济的成长。

在一系列的变革中，首先通过集体所有制稳步谨慎地替代全民所有制。紧接着，通过对集体企业的改制使之转向民营经济，与之同时明确了外资也是所有制的组成部分。

在对外资的招引和利用上，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不仅较好地执行了国家和省级政策，还建立了属于城市统筹范围内力度更大的外资政策。比如，在税收减免和土地转让层面执行的政策更加优惠。

而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最大程度发挥了政府掌握的土地资源效益，并配以提供审批、基础设施等服务，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大量外资企业的到来形成了聚集效应，也因此塑造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这一苏州最大的外向型经济优势。

为适应外资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竞争，苏州大量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降低了国有经济的占比。如前文所述，在当前苏州规上工业总量中，民企和外资合计占到97.5%。同时，大量本地企业通过引进设备、人才、技术等，提高了生产水平和效率，接轨外资的质量管控、品牌运作等要求，嵌入了全球价值链。

在明确以所有制改革匹配外资的同时，苏州也较早意识到对外资政策的全面升级，减少税费等方面的让利，引导外资高质量发展。

面对外资总部企业在参与跨境外汇资金、人民币资金集中管理，以及子公司转股涉税、股权收益计税期、外籍高管子女入学等问题上，苏州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和改革，建立针对外籍人士的医院和学校。

外资独大“双刃剑”在近些年的变化中，外资“双刃剑”的效益越发显著。在苏州经济结构调整中，如何避免外资带来的路径依赖与风险问题，将外资优势转为内生优势?

2020年1-5月，苏州实际使用外资59.05亿美元，同比增长157.5%，完成全年利用外资目标已无悬念。但从整体上看，占优的外资带来的产业结构问题也非常明显。

刘志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苏州产业结构和经济主体结构的二元化现象比较严重，大量外资目前从事生产链末端环节，与本土企业之间的配套并不充分，产业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以至于外资对本土产业的优化升级作用较为有限，因此，苏州的产业升级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快。

在经历了“农转工”“内转外”阶段后，苏州已经进入了“投转创”阶段，即根据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把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化为创新驱动型。这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刺激技术创新，以结束本土资源在早期过多让渡给外资的不利局面。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张远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苏州必须摆脱过去以外资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加快自主创新、进口替代及外资替代，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型经济。

“外资替代”并不是“替代外资”。张远鹏的解释是，可以通过收购使得外资变内资。但如果本土企业没有发展起来，这一战略可能失败，在外资外迁后将会面临空心化的问题。因此，完成收购后，必须要对外资的生产要素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整合，与国内企业的资源形成互补，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总部位于苏州的恒力集团和盛虹集团近几年的收购和新建项目看，其产业链已基本完善。恒力的乙烯项目大幅降低中国对乙二醇、聚烯烃等高端化工原料的进口依赖度，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重要保障。盛虹的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涵盖了化纤领域的头部研发和企业资源，形成涵盖完整产业链的“创新协同平台”，涉及到上下游诸多环节。

“长期以来，苏州的企业和产品以中间体为主，因此那种一般消费者耳熟能详的企业并不多，企业的知名度和产品的知名度是割裂的。但近几年来一些代表性企业正在慢慢向终端靠拢，这种效果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凸显出来。”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研究员徐天舒对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