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想生却不能生、不敢生，现在是催着生也不生，时代还真是变了!”在多次催女儿生娃无果后，现年52岁的黄女士只好无奈作罢。

她想不通：如今，大女儿结婚都好几年了，万般劝说却还不肯要一胎。

“结婚不是真正婚姻生活的开始，生孩子才是。”黄女士的女儿陈玲(化名)坦言，目前在北京有一套小房子，也有车，虽说具备了生孩子的基础，但一旦有孩子，生活就再也不是二人世界那么简单了，“还是再等等吧”。

晚婚晚育的陈玲们，也让很多地方政府开始着急了。6月3日，人口大省河南修改计划生育条例，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6月9日，宁夏也在修改的计生条例中删除了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6月28日，《苏州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规定男职工也可申请育婴假……意在逐步放开、鼓励生育。

00后比90后少4700多万

陈玲出生于1992年，小时候她总怕上不了学，开学第一天就拉着爸妈早早去报名。在上中学之前，她所在的班级人数少说也有五六十人。

但等到2003年出生的妹妹去上学，陈玲突然发现，家门口的小学竟然没人报名了。因生源过少，她曾就读的小学最终被合并。

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普通小学数量从1990年的76.6万所，下降到2019年的16.01万所，相当于30年间全国八成小学都消失了。同期，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缩减了1680万。

在校人数收缩背后，是变化的人口形势。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历年来出生人口数据发现，我国80后、90后、00后、10后人数分别为2.22亿、2.11亿、1.63亿(16330万)、1.63亿(16306万)。

也就是说，从90后这一代开始，人口规模下降的现象已经持续了三个年代。Wind数据显示，我国90后比80后少1172万，00后又比90后少4700多万，10后比00后也少了24万。

为扭转这一趋势，人口政策开始不断调整。继2013年11月我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数量却不及预期。

首批单独二孩儿童于2017年进入幼儿园，据教育部统计，2017年的入园儿童的确扭转了此前的下降趋势，较2016年增加了15.87万人。但到了2018年，全国入园儿童人数就比上年减少了74万人，2019年入园儿童人数再次比上年减少175万人。

全面二孩政策也不例外。施行首年，我国出生人口反弹到1786万，但从2017年开始三连降，2019年出生人口已降至1465万。这是我国出生人口自1962以来首次跌破1500万大关。

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现有生育水平的话，这一趋势难以扭转，而且会下降得更明显。

“20后这一代人，甚至会比10后少30%-40%的水平。”黄文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按照母亲一代与儿女一代之间25年左右的周期，在2020年以后陆续步入生育阶段的女性，恰好是这波处于出生人口下降起点的90末女性。而10后看起来仅仅比00后少了24万，是因为有处于第三波婴儿潮期间出生的80末-90初女性作支撑。

社会经济因素占主导

生还是不生，的确是个问题，并且在各代人身上考虑都有所不同。

85后上海白领王艳(化名)本想去年要个二胎猪宝宝，但一番合计养娃成本最后还是被家人劝退了，“上有四老，下有一小，外加每天睁眼就要还的房贷，哪有闲、有钱生二胎。”

最后真正让王艳痛下决心的，是“生”与“升”的两难。尽管作为职场熟女，王艳已经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但生完孩子只休整了3个月就返岗的她，已有种“赶不上90后”的焦虑感，“如果再生二胎，那相当于职场发展基本中断了”。

“单身它不香吗?为啥要结婚生孩子。”面对父母的催婚，今年刚研究生毕业的90后尹昕(化名)不为所动。

在她看来，离婚冷静期、单亲抚养问题、职场就业性别歧视、丧偶式家庭教育……没有结婚的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而且现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难道拥有后代才算成功吗?”

对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远研究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表现为受政策因素影响为主，在上世纪90年代表现为一半受政策因素影响、一半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生得起、养不起。”近日恒大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如是总结，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等因素，抑制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一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有的家庭则要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二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三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四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恒大研究院报告称。

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育龄期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现在的1.5左右。这一生育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而要达到世代更替生育水平，需要达到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

与此同时，像王艳这样的适龄生育女性规模也正在缩减。2016-2019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了491万、398万、715、502万。

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面对下降过快的出生人口形势，多地执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悄然转变。

继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删除了“实行计划生育”内容后，6月3日，《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6月9日，宁夏在修改的计生条例中删除了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此前其还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在子女0至3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的共同育儿假。

此外，今年以来，多地还出台了系列鼓励生育措施。比如，北京调整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广东要求全面落实产假、贵州提出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等予以辞退等。

“这些政策，有些是对过往政策的纠偏，有些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总体来说是朝着宽松的方向在发展。”但黄文政认为，相关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收效有待观察。

目前各国通行的鼓励生育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类：即财政支持(即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现金、食品券，或减免税收)、日托和教育支持(即教育补贴)、怀孕和生产期福利(比如有薪产假)。

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辉等人发现，补贴的效果在经济意义上不显著。其在《新中国70年人口变迁与老龄化挑战》一文中指出，平均消耗10%的GDP作为补贴，才能使每个家庭多生育一个孩子，成本很高。

“从根本上，需要从全国层面统筹生育政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

人口问题需提前谋划

按照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预测，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现在来看，如果生育政策不调整的话，人口负增长的拐点可能会早于2027年到来。”陆杰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当时的测算是基于1.6的总和生育率，而现在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1.5左右了。

“无论是东亚各地的经验还是各种分析来看，低生育率越晚应对将越难解决。”黄文政强调，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所以生育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20年左右的滞后，人口问题必须提前谋划。

陆杰华同样持此观点。在他看来，应该继续调整生育政策。同时生育政策也并非一放了之。“生育配套政策效果会更明显。”黄文政建议，政策制定需要首先解决0-3岁婴幼儿照护、3-6岁托管教育成本高昂的问题，如此才能有效地鼓励并提高生育率。

同时，性别不平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陆杰华强调，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很多企业都对招聘女职工态度消极，需要从制度层面强化妇女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