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可能取消吧。”“不知道钱怎么退?”……7月27日，在广州珠江新城学而思机构一间课室里，家长三三两两坐着，有5位中年妇女正在低声讨论。

窗外是广州夏天38°C的高温，藏身甲级写字楼的学而思教学如常进行。写字楼门口仍有学生在妈妈或是祖辈的陪伴下，络绎不绝地来上暑期补习班。当孩子在大班教室上课时，家长在门口过道或是一些空闲的课室等候。

此时，家长们的议论则缘于前几日一个“变天”般的政策。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并且确定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为全国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个地市开展试点。

7月25日晚，不少教育上市公司发布公告表态。例如昂立教育曾发布公告称，学科辅导类的业务收入约占2020年公司总收入的55%。公司坚决拥护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会《意见》精神，评判《意见》落地实施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措施。

据网经社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在线教育融资总金额超过539.3亿元，较2019年的146.8亿元同比增长267.37%，为近五年最高，且超过了过去四年的融资总金额。消息一出，引发教育概念股的连日“巨震”。

7月28日，中国基金报援引外媒报道称，监管与各家国际投行中国负责人召开会议，安抚市场，澄清市场忧虑，指出教育产业的政策是独立的，无意扩大到其它行业。

受消息面利好刺激，7月28日美股市场，教育股涨幅居前，掌门教育涨超26%，高途涨超25%，第一高中教育涨近20%，好未来涨超16%。

A股市场方面，7月29日教育概念股获得支撑，截至收盘，佳发教育(300559)涨15.01%，报9.73元;豆神教育(300010)涨5.80%，报3.83元;开元教育(300338)涨5.80%，报4.81元。“素质教育”概念股海伦钢琴(300329)更是四天之内三次涨停板，29日收盘，海伦钢琴涨19.98%，报10.87元。

尽管教育概念股“喘了一口气”，但如何转型求生成为了摆在教育机构面前的首要问题。据《北京商报》，在新东方内部会议上，甚至有人建议公司转型做托儿所，俞敏洪忍不住落了泪。

“双减”新政下，彷徨焦灼感仍在教培圈、家长与学生之间迅速蔓延。 廖老师是广州一家重点中学的老师，在他看来，“双减”政策切中了问题所在，但关键是如何科学落地。

教培市场的熄火，早有先兆

“早在去年寒假，行业内就隐约感受到政策监管上的压力了。”7月28日，一个月前刚从新东方教师岗位离职的亦菲对时代财经回忆道。

“当时主管领导突然问大家是否有教师资格证，如果没有，需要快点考出来，还叮嘱说这是第一要务。”亦菲说，为了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主管还称“后期如果没有证就会减少老师的排班量，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收入和工作”。

事实上，今年1月在教培圈就流传政府对教育培训行业的监管可能会收紧，因此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越发严格。当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就指出，要加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重点是整治唯利是图、学科类培训、错误言论、师德失范、虚假广告等行为。

4月，措施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教育部在4月2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要求作业、校外培训要为学生睡眠让路，不得以课前预习、课后巩固、作业练习和微信群打卡等形式布置作业。

“当时为了响应政策调整，我们也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亦菲说道。

然而，即便此时的监管和处罚手段偶有波及，但背靠头部机构的从业者们似乎并没有太多实感，“虽然情况反反复复，但那时候大家还是乐观的，因为相比规模较小的机构，大家会觉得新东方这样的大机构并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直到7月24日，“双减”政策的落地，击碎了所有人的侥幸心理。

教培市场的火热恍如昨日，而如今被围困在系统中的辅导老师则多达千万名。

据AI财经社报道，一些头部教育教培机构的人员规模甚至堪比现代化中大型工厂：猿辅导员工约5万余人，其中斑马有2万多人，好未来有5-6万员工，作业帮员工数也在3-4万之间……《中国企业家》此前报道数据显示，在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有70万家之多。

2019年毕业进入新东方的亦菲回忆起当年入职培训时的场面表示，同期参加培训的大概有一两百人，而她所在的语文组共有30人参加培训，最后只有18人能留下，其中不乏出身名校的毕业生。

不得不承认的是，高于当地平均收入的薪酬是吸引这些年轻人入局的重要原因。

与亦菲同年入职某头部教培机构的小林一直是团队业绩第一名。在寒暑假的旺季，1997年生的小林一个月能拿到3-4万元薪资，即便在淡季也有2万多。

但高薪背后是无节制的加班。去年的暑期旺季，高强度的工作使得亦菲经常觉得心脏隐隐作痛，小林则陷入了一天工作长达19小时的连轴转的境地。

“从早上8点上课上到晚上6点，一天要带50-70名学生，6点下课后还要继续改作业、备课、发反馈、录分……我已经连续9天加班到凌晨3点了。”即便如此，小林也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我的学生家长每天都怕我死掉。”

不过这次小林似乎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她告诉时代财经，她所在的机构目前已经暂停了8月中旬之后的线下课，“暑假所有的课都堆到8月中旬前上完，8月19日之后停课，也没说停到什么时候，一切都是未知的。”

已经离职的亦非虽然逃脱了这个“修罗场”，但最近经常也会听到前同事们的抱怨和担忧，“大家都很害怕，但目前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案出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这个暑假熬完再说。”

戛然而止，重回教培的“初心”

对于依旧被围困在教培系统中的辅导老师们而言，近日来思考最多的大概就是“何去何从”的问题。

“很多同事现在已经在谋求新的出路了，看一下能不能转到学校，或者做一对一家教之类的工作。”亦菲告诉时代财经，目前她已经提前找到了下一份工作，即去某所私立小学任教，预计9月份将正式入职，“先慢慢积累经验，然后会准备考编。”

实际上，早在去年年底亦菲就向公司提出了离职的想法，之所以一直等到今年6月，“还是想把手头上的孩子们带完，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因为我不想再继续干跟销售相关的工作。”谈到离职原因时亦菲说道，这里的“销售”实际上几乎是所有教培机构的辅导老师工作中无法剥离的一部分，即让家长们在孩子结束一段课程之后，继续购买下一阶段的课程，也叫“续课”。

虽然顶着“老师”的头衔，但亦菲经常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服务人员”。

机构通常会给每位辅导老师设立一定的续课、卖课的KPI，而所谓的续订率、满课率通常又会和老师们的薪资挂钩。为了达成KPI或者增加收入，不少老师会在现阶段课程结束后通过一些话术劝说家长们续订。

时代财经记者走访学而思、新东方，以家长身份咨询六年级升初一的预备班，课程涉及语数英三科，价格均为297元，每一门课程仅为99元。随后该新东方老师介绍，如果读了预备课程，后继报秋季的补习课程能够有优惠。

“虽然我们不会强制续课，但在当家长们出现犹豫的情况时，我们也会以‘要让孩子养成长期学习的习惯’‘培优补弱’等说辞来劝说家长。”而这也让亦菲经常感到无法得到家长们的尊重，“很多家长在不续报之后，就会立刻拉黑或者删掉我。”

不少和亦菲一样有着教育理想的年轻人诞生出挫败感和失落感，“这其实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在被资本裹挟的这些年，这样的反思同样困扰着教配行业的“教父级人物”——创办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俞敏洪。

在今年6月播出的《十三邀》与许知远的对谈中，在回答是否会对教育培训本身有怀疑这一问题时，俞敏洪坦诚，他是纠结的，也会自我怀疑、左右互搏。“其实因为怀疑，所以我做新东方做的不是那么带劲”，但由于市场的需求、家长与学生的信任、资本的加持，他不得不在这条道路上“一路狂奔”。

在教育培训如日中天的日子里，一方面新东方等机构帮助了积极进取的学生，使得他们凭借优质的学习资源赢取更好的未来。另一方面，新东方等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加固了应试系统，也加剧了受教育的不公平性。俞敏洪在上述访谈中承认，学生来到新东方，有资源有能力，自然他的考分会更高。对于那些没有资源的人，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城市和农村的孩子都能去高考，但是这之间的鸿沟是无形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之外，出现的体量更大的第三个类型——校外培训教育。“这使得教育的功能发生大紊乱，最突出的就是全民性的教育焦虑、教育成本增加、学业负担增加，最终引发了最高决策。”

家长们的焦虑何处安放？

当时代财经以家长身份咨询“双减”政策是否会影响开课时，学而思与新东方的老师均表示，目前尚未接到正在授课的课程有任何变化的通知。至于8月份新开的课程，学而思的老师则称，建议报名一对一，或是8人小班;至于秋季开课详情则需要家长带孩子到学校后，再看如何安排。

在记者咨询过程中，也有家长来到前台咨询类似安排。“双减”新政下，焦虑的群体除了千千万万的培训机构老师，还有成万上亿的学生与家长。

在学而思上小升初课程的高飞告诉时代财经，同学之间也有议论之后的课程如何安排，“未来可能初中的补习课程暂停，小学生的还可以上。也有可能都转线上，反正都有摄像头。”高飞提到，她此前曾经在另一家名为品读行教育机构补习，目前品读行的课程已经改为兴趣班，例如跳舞、小主持人等。

邵女士家里有个读二年级的女儿，她告诉时代财经，就在新政公布的那个周六，补习班的老师告诉他们，这一次还能报班，但之后不确定，而之前课程突然被下架。“一直都没有消息，到今天突然说只剩最后一个学位了。”这导致她无法选到合适的班型与时间。“感觉这些机构也禁止不了，可能最后更隐蔽一些。到时候就要抢好师资，或者收费更贵。这对于家长来说或许更麻烦。”

邵女士称，现在教育焦虑确实成为了阻挡人们考虑二胎、三胎的重要原因。她给时代财经讲述她在一家教育机构午休时候看到的情景，“本来小朋友上下午都有课，已经很辛苦了。中午休息，外卖还没送到，一个家长扔了一份卷子给小孩‘给我做’。”邵女士直言，“孩子们太难了，再生多一个，我搞不赢。”

但现如今，“双减”新政的落地也让邵女士觉得无所适从。

“过去是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家长怎么会不好好培养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我们这些普通家庭，要拿什么给孩子做支撑?”

与邵女士同样焦虑的家长不在少数，不少家长在培训机构群、家长论坛表达焦虑。有人调侃“让新东方去南昆山开课，大家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补习”。有网友称，双减工作致使一部分人不用再焦虑了，可是另一部分人就更焦虑了，因为社会竞争，毕竟还是很激烈的。

7月28日，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委会专家安光勇对时代财经表示，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的政策变动，会打破原先的平衡，给教育的惯性带来很大的冲击。“一是家长的水平参差不齐，无法代替原先的教育机构给孩子应有的教育;二是让家长付出和牺牲更多时间和金钱上的代价，来弥补因教育机构的消失而导致的空缺。”

“叫停培训机构以后，学生和家长肯定都会不适应。”廖老师是广州一家重点中学的老师，在他看来，“双减”政策切中了问题所在，但关键是如何科学落地。

廖老师对时代财经分析，学生可能短时间内不知道该干什么，不会自主安排时间，更别说自主学习了。家长周末也会少了很多自由时间了，不能像以前一样把孩子安放到机构。“政策落地后，家长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给家庭和孩子。而中国家长，或是由于家庭观念的原因，或是囿于时间有限，并不习惯这样的状态。”

廖老师认为万事起头难，社会需要先把家长的周末还给家长，家长才有可能陪伴孩子，这样才能走向良性循环。

廖老师进一步指出，“双减”后不能把所有问题推给学校和老师。“之前学校和老师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机构的存在而减少，所以以后也不应该因为机构的减少而增加。课余生活一定是学生在家的，在社会的，而不是在校的。否则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可能减少，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

应试教育的反思与素质教育的重提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指出，“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进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责任，密切家校沟通，创新协同方式，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课余时间向学生提供兴趣类课后服务活动，供学生自主选择参加。”《意见》的指引让家长们想起了十年前倡导的减负与素质教育。

邵女士也认同“双减”政策的出发点，但她无奈称，无论素质教育的变样还是应试教育的白热化，归根结底还是升学的竞争压力所致。从家长角度看，过去倡导的素质教育并无给孩子在高考、升学等带来较大优势，所以助力应试教育的教培市场才不断壮大。

廖老师称，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不矛盾、并不冲突，两者是不能分开，更不是对立。教育一方面是通识教育，大众教育，基本能力教育，这部分是所有孩子都必须接受的;一部分应该是因材施教的、兴趣爱好的、擅长的、自我选择的，并不是所有的素质每个孩子都要接受。

廖老师指出，当下问题的症结在于把教育当作了手段，工具化了。

“一开始大谈素质教育时，我们的教育完全是填鸭式的、为了考试的教育，考的就教就学，不考的就不学。但今天把所有认为应该培养的素质都拿来考试，其实是另一种应试而已。音乐重要，考!体育重要，考!实验动手能力重要，考!这其实还是应试教育。”廖老师称，“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培养孩子成长，个人的成长。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更多地把教育当作了一种手段，升学的手段、就业的手段、赚钱的手段等。”

安光勇进一步指出，之前的素质教育与升学体系相关。市场上的教育机构，只是根据家长的要求，培养出所需的结果。即市场上的教育机构的KPI只是成绩、升学率等单一标准。因此，此次改革要想得到成果，需要变革相应的制度，而不是现象本身，“我们需要治标，更需要治本。”

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综合研究部副主任张家勇看来，从长期看，素质教育与升学率没有矛盾，在教育评价改革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应试教育的短期性、功利性和有效性将大大削弱，体现素质教育要求的考试招生改革、社会选人用人制度改革将成为支撑和保障。

张家勇对时代财经称，不能上普通高中也不意味着没有发展空间和美好前程，伴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普职融通、中高职贯通、职教本科、职教高考等中职毕业生的上升通道越来越宽阔，未来中职毕业生可能会比普通高中毕业生发展路径更宽更广更诱人，完全没有必要过分焦虑中考分流的影响。

(文中采访对象亦菲、小林、高飞、邵女士、廖老师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