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乃民生之本。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工作要求，将稳就业工作作为明年重点任务。在经历过诸多风险挑战后，2023年我国就业形势将有哪些新的变化？新一年针对重点人群的工作应如何开展？近日，证券时报记者在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期间，就相关问题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

稳就业首先要稳增长

(资料图片)

扩内需主要靠收入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曾湘泉：我国就业形势整体状况趋好，但还面临短期和中长期挑战，在不确定环境下，需要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从短期看，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让就业市场产生波动，但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所带来的挑战更值得关注。

人口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不仅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等就业问题，还会造成养老支付压力上升。为此，“十四五”规划提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这将是应对就业中长期挑战的重要举措。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明年稳就业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在哪些方面？

曾湘泉：主要着力点在于如何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恢复和扩大消费落到实处。就业问题也是一个增长问题，稳就业首先要稳经济增长。而扩大内需就是保增长和稳就业的前提。

我国提出要建立“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外需更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内需主要是靠收入增长。现在我国各行各业普遍缺乏收入增长机制，不管是企业还是公共部门，包括公务员，在相关机制上都存在一定提升空间，内需矛盾仍比较突出。最低工资水平对低收入人群很重要。按照《最低工资条例》中的规定，最低工资应占平均工资的比重为40%~60%，但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按照私营企业统计口径目前最低工资大概占到40%左右，而非私营企业仅能占到20%，这和《最低工资条例》提出的40%~60%的比重仍存在一定差距。

目前我国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增速下滑有关系，要努力将实际增长率向潜在增长率靠拢。主要还是通过扩大消费来提升实际增长率，而收入增长偏低会限制消费。

短期来看，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对扩大有效需求非常重要。可以考虑建立起低收入群体的信息系统，通过一些申报机制，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落到实处。中长期来看，仍需要考虑完善收入增长机制。

另一个着力点在于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这要求制定出台各类政策时，政策目标应首要考虑民生、就业问题，加强各类政策的促就业效果评估。

提升中小企业岗位

创造能力

证券时报记者：展望2023年，您认为我国的就业结构矛盾能否有所改善？

曾湘泉：短期来看，我国就业结构矛盾主要表现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在2023年，短期内国内就业结构矛盾将有所缓解，但缓解程度不宜高估。明年下半年的经济发展预期将会更好，就业结构矛盾可能在下半年加剧。

就业结构矛盾分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侧来看，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接触性服务行业的加快复苏将推动相关就业需求增加。预计旅游、餐饮、住宿、物流等行业在3个月后就业需求将会增长，但不同地区间就业需求恢复是不平衡的。从供给侧来看，当前“招工难”结构矛盾有所缓解，但这更多源于经济下行导致的制造业招聘需求下降，而非就业市场匹配效率的改善。

中国的就业结构矛盾还是一个长期问题，包括人才培养结构的改善、就业观念的改变等。比如，许多学校培养出的人才与企业需求不匹配，这涉及到学校缺乏市场人才需求的研究，以及职业分类大典需要修订调整等。

证券时报记者：明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再创新高，您对于促进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何思路与建议？

曾湘泉：根据相关部门测算，2023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58万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这意味着2023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更加艰巨。

一方面，当前由于经济整体呈下行趋势，有效需求的不足导致了高校毕业生周期性失业问题。因此首先还是要确保经济要稳住，经济增长能扩大劳动力需求，相应增加许多岗位。在扩大需求、增加岗位的同时，还可以继续扩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开展的百万青年见习计划规模。

另一方面则可能要考虑研究压缩供给的问题。大学生的大幅扩招带来了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和供给不匹配、人力资源错配的问题。从人才配置的效率角度，应考虑未来砍掉一部分专业和学校，并吸引更多青年人到制造业、服务业工作。

从改善需求端来说，要重视数字经济，通过支持平台经济推动增加就业。目前我国的新就业主要集中于“轮子经济”和数字文化产业。其中，包括快递、外卖、出行在内的“轮子经济”吸纳了大批劳动力。而游戏、电竞、直播、文学等数字文化产业，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就业灵活自由、自主性强，同时还摆脱了雇佣关系的束缚。接下来应重视并强化数字文化产业的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思路也应该拓宽。

证券时报记者：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您认为宏观政策如何发挥好助企稳岗作用？

曾湘泉：保护并支持中小企业是中长期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多数中小企业愿意并有能力吸纳高校毕业生，应将中小企业作为青年就业出路的重点方向。

发展中小企业，一方面要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范围。我国已经开始在轻工、纺织、机械、汽车四个重点领域实施加速折旧，从日本的经验看，要推动技术进步、通过加速折旧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同时，应研究启动千亿人力资本投资计划，通过政府和市场化的平台构建模式，定向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应用和培训服务，通过提升中小企业岗位创造能力和规模，为未来几年日益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出路。现在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去中小企业，这与中小企业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有一定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规范灵活就业保障

与反就业歧视

证券时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接下来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曾湘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工作重点在于规范和支持。现在主要问题还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当前不同平台企业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情况不一，覆盖程度有高有低。

建议国家出台平台企业就业管理条例，以顶层文件规范平台企业对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通过制定相关条例，从国家层面明确平台企业需要达到的职工社保比例、规模的整体目标，规范平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等。同时，还要通过激励政策，提供补贴或税收支持政策等，去鼓励平台企业主动提高职工社保比例。

此外，我国对于灵活就业的概念较为模糊和宽泛。后续应通过完善法律的方式推进灵活就业权益保障。可以考虑修改《就业促进法》，把灵活就业纳入相关法律法规，单独为灵活就业建立一个社保体系。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已相当庞大，现有的职工社保体系难以容纳覆盖灵活就业群体。

证券时报记者：你认为未来进一步强化困难人员就业帮扶的工作方向是什么？

曾湘泉：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是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一方面要准确界定好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体范围。另一方面，要努力破除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问题。

目前就业市场上因为年龄、性别、学历等发生的歧视性行为，对就业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高校毕业生数量上升，一些用人单位变本加厉，将985、211以及“双一流”院校硕士或博士等要求，列为更为严苛的招聘条件。另外，身高、出生地等与个人能力或绩效无关的要求，也已成为招聘门槛。

就业歧视问题需要得到重视。要完善反就业歧视立法，推动相关司法工作。从国际的经验来看，提高就业中的劳动市场匹配效率，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就业市场反歧视工作，特别是反歧视的司法体系建设，不仅要制定公平就业的法规，更需要有一套技术或方法来实施，包括职位评价制度等，由此来具体落实反就业歧视的司法。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