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即将过去的2021年，我国经济保持稳定恢复，实体经济继续加强，积极变化逐步增多。但当前全球疫情蔓延反复，给本就复杂的全球局势再添变数，国内供给和需求仍面临较多制约。

展望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或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该如何应对？外贸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有哪些？对此，12月26日，《证券日报》记者分别采访了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中信证券首席FICC分析师明明、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华兴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庞溟和中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五位首席经济学家(分析师)普遍认为，2021年中国经济交出高质量发展的答卷，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仍有足够动力。

“三重努力”应对“三重压力”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对此，邓海清认为，在需求收缩方面，我国出口订单优势减弱，基建投资增速低迷，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消费恢复较慢；在供给冲击方面，疫情演变对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造成冲击，拉闸限电等干扰了企业生产经营秩序，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对中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造成冲击；在预期转弱方面，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预期转弱，市场主体扩大再生产和招工意愿下降。

谈及应对举措，庞溟认为可以通过稳预期、扩内需、保供给“三重努力”来解决。稳预期方面，要依靠微观主体和市场主体的稳定和发展，继续坚持在多予、少取两方面下功夫；落实好支持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助企纾困政策，通过分类指导，精准服务，从体制、机制、法制等各方面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措施，通过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来增强企业和经济发展自身的活力。

扩内需方面，要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特别是对财政支出的强度、进度、效度以及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支持力度要予以充分保证，通过减税降费、惠企纾困、适度超前支持关键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和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力度和效能予以充分保证。

保供给方面，要先立后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供给约束堵点、痛点、难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扎实解决供给端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阻碍。要保障能源、电力和初级产品供给，同时推进生产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升级、数字化改造以及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和消费领域的全民节约意识以及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董忠云表示，应对这一局面，一方面，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力争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面，通过逆周期政策发力，利用宏观调控来修补内需不足，通过实现更加顺畅的内循环来增强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抗压性。

对于需求收缩压力，明明则认为应紧抓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一是扩大消费。今年出台的一些共同富裕相关政策，长期来看有利于平衡收入分配，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和消费能力，但短期来看有一定的“收缩效应”。因此2022年或将有更多促进消费的产业政策和具备“扩张效应”的政策出台。二是扩大投资。预算内投资和基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最有力的抓手，明年上半年发力的确定性比较高。此外，还可以通过税收、信贷等优惠措施鼓励绿色产业、新兴产业、高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加大投资。

邓海清认为，着力扩大内需，财政支出要进一步发力、靠前，基建投资要发挥托底作用；积极鼓励消费，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消费对冲出口下行。

关于供给冲击，明明称，“今年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明年要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积极发展煤炭清洁利用，不搞‘运动式’减碳。”

对此，邓海清建议，正确认识和把握“双碳”政策，稳中求进、先立后破，避免拉闸限电等运动式、一刀切式的治理方式，防止政策冒进和层层加码，不要把“双碳”等同于“双控”，把“碳达峰”搞成“碳冲锋”。

至于预期转弱，明明认为，要扭转预期，首先应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在一些国民经济比较重要的领域适当放松一些约束；其次，若要让市场主体的预期反弹，一方面需要实体企业感受到需求回暖，另一方面需要经济数据予以确认，故而政策发力应适当“靠前”。

明年出口增速将回落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今年我国进出口快速增长，为稳定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但当前外贸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为此，会议提出“加强对进出口的政策支持”“进一步鼓励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等五方面举措。

如何看待2022年的外贸形势？其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

明明表示，目前出口企业订单充足，短期内外需依然旺盛，2022年上半年外贸保持高增长的概率较大，但下半年出口增速或将有所回落。原因在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逐渐减弱，供给瓶颈将随之逐渐缓解。同时，海外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陆续退潮，海外需求难以长期保持高位。

邓海清认为，2022年随着发达国家疫情管控放松，会带来供应链和航运物流效率恢复，中国2020年以来的出口高景气将会遭遇挑战。但海外供应链的恢复不会立竿见影，2022年出口断崖式回落的可能性小。

“2022年海外主要央行或将逐步收紧货币政策，从而导致全球需求疲软。”陈雳表示。

“2021年强劲的出口是支撑经济的重要因素。”董忠云认为，考虑到疫情对海外供应链的抑制大概率会呈现逐步减弱趋势，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可能趋于回落。同时，叠加今年出口较高基数，明年出口同比增速预计将有所回落。

庞溟预计，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虽然有可能在高基数效应下放缓，但整体依然将保持较快增长和较好的贸易结构；进口贸易在2022年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总体贸易顺差有望减小。

“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过程中，中国外贸产品的竞争力和科技含量将不断提升，境外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认可度继续提高，中国产业链的韧性得到充分验证。”庞溟表示，预计2022年我国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能继续实现增长，高水平、高质量、高科技产品以及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将有望加速增长。

经过国际国内相关方共同努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庞溟表示，随着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等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多轮稳外贸促外贸政策措施有效落地，预计我国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布局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贸易、国内区域布局、贸易方式、民营企业进出口提速等方面的优化势头在2022年有望延续。

经济增长动力足

2021年，中国经济抗住压力，稳中有进，交出了高质量发展答卷；2022年，中国经济发展又会有怎样的表现？五位首席普遍表示，预计明年经济增长仍有足够动力。

邓海清表示，2022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增长动力切换——从出口主驱动到“科技赋能+消费反弹”。一是财政支出发力，基建投资增速回升对GDP增长起到托底作用；二是随着疫苗和特效药的普及，全球疫情演化形势大概率较2021年好转，疫情管控放松后，国内消费环境改善，消费增速有望迎来反弹；三是大力鼓励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技术进步将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明明认为，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将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广义财政扩张，包括公共财政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及其拉动的基建投资；二是绿色制造业、新兴产业、高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加大投资；三是居民收入延续回暖，带动消费平稳修复。

陈雳认为，中央经济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定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共同协调，对国内宏观流动性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构成一定支撑。

同时，陈雳表示，自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卡脖子领域”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庞溟认为，预计2022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的加速增长、消费复苏以及出口持续向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成为助力经济增长的主要着力点和托底经济的主要手段，对中高端制造业、科技发展和绿色投资的政策支持将成为稳定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平衡点。

庞溟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换发展动力，依靠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加融合、高效的创新，提高经济效率、竞争力、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健全机制体制、推进制度改革和治理改革，继续增强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董忠云表示，明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在于推动内需的发力。一方面是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明年稳增长政策组合预计将以财政政策加力提速为主，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为辅，同时配合产业政策的引导。新一轮减税降费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财政发力的两大方向，前者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后者预计将不局限在传统的“铁公机”，新基建有望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明年一季度有望是相关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适度宽货币、政府发债提速、基建投资支出加速、新一轮减税降费、新一轮消费下乡等。

“另一方面是原有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年大概率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出现方向转向。但在具体的调控政策上，各地依然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空间，预计明年金融领域有望增加对房地产领域合理的投资开发和购房需求的融资支持，对宽信用和稳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董忠云表示。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