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云南省昆明市城乡融合专项组办公室印发《昆明市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提出通过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健全配套政策体系等措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

昆明是今年首个提出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省会城市。去年5月，云南就提出取消昆明市主城区落户限制，希望以此增强城镇对人口的承载力和吸引力。仅一年时间，昆明便已从取消主城区落户限制发展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成为继河北石家庄、江西南昌、宁夏银川、福建福州、山东济南之后，国内第六个全面放开落户限制的省会城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加速，劳动力尤其是体力劳动力数量减少，已对各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超速发展”、“跨越式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果各省会城市还是墨守‘吸引人才迁入、防止人口增量’的旧政策框架，很难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迁入政策‘零门槛’，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至少可以解决结构性供给不足的问题。”王太元说。

6省会人口稳步增长

随着各省逐步全面放开落户限制，部分省会城市率先放开落户，成为“零门槛”落户的排头兵。

2019年3月18日，河北省会石家庄提出，全面放开城区、城镇落户限制，实现城区、城镇户口准迁迁入业务“一门办、即时办”，户口迁入“零门槛”。

这是全国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人口争夺战中，首个以“零门槛”落户政策吸引人才的省会城市——不限学历、不限年龄、不限社保。

2020年4月14日，江西省南昌市提出全面取消在南昌市城镇地域落户的参保年限、居住年限、学历要求等迁入条件限制，实行以群众申请为主、不附加其他条件、同户人员可以随迁的“零门槛”准入政策。

此外，济南、福州、银川也在2020年都提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其中，福州从2021年1月1日起实现落户、投靠“零门槛”。

省会城市争相放开落户政策，与其自身的人口规模相关。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6个省会城市人口近10年呈现逐步增长态势，增长率均在10%以上。其中，银川增长率最高，达到43.45%，次之为昆明，增长率为31.53%。

具体至人数增量，昆明最多，10年间增加了202万。其次为南昌(121万)、福州(117万)、济南(108万)及石家庄(107万)，银川增长人数则不足百万(86万)。

但从人口总量来看，6个省会城市中，只有石家庄达到千万人口级别。2020年，济南、昆明、福州常住人口分别为920万、846万、829万。

济南、昆明将千万人口计划写进了“十四五”规划，福州则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城区常住人口达500万，加快形成千万级人口城市。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目前还有其他省会城市发力降低落户门槛，如湖北武汉。

6月11日，湖北提出，进一步降低武汉市落户门槛，推动武汉全面落实取消进城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等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条件，改进积分落户办法，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从最难落户到“落户自由”

10年前，省会城市一度设置了较高的落户门槛。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曾在2010年对我国主要城市的落户门槛作数据分析，并对城市落户门槛高低作出排名。

在这个评价体系内，省会城市落户门槛从高到低排名，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广州、杭州、西安、济南、南京、南宁、海口、福州、成都、武汉。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解读称，城市设置落户门槛时呈现出较大差别，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与落户门槛高低成正比，同时流动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落户准入条件也会越高。“从排名来看，落户门槛高的省会城市一般是综合实力强、落户需求大、经济发展较好。”

10年后的今天，部分省会城市正在实现“落户自由”。

如西安、成都，曾排在最难落户省会城市第三、第十名。过去十年间，两地分别增加了448.51万人、581.89万人，增长分别为52.97%、38.49%。

与此同时，西安和成都的经济实力也在逐步上升。2020年，西安、成都GDP分别为10020.39亿元、17716.7亿元，均实现破万亿的目标。

不难看出，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强省会”战略下，做大人口规模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省会城市共计9个，包括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武汉、杭州、石家庄、长沙、哈尔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口大城多是经济强市。

这9个省会城市中，有7个进入了“万亿GDP俱乐部”。其中广州超过2万亿元，成都、西安等6个省会城市超过万亿元。

如今，作为第六座“落户自由”的省会城市，昆明提出了破万亿的经济目标——2020年，昆明GDP为6733.79亿元。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昆明将实现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

在王太元看来，中国已全面进入以市场需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城市人口总规模的增加早已不是负担，而是发展动力。”他认为，省会城市如果不能尽快把人才队伍和人口规模做大，则很难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会缺乏辐射力和影响力，无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