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连续几年，这两组词多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怎样提升效能？稳健的货币政策又怎样灵活适度？《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作为财税领域的知名学者，刘尚希曾提到，在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要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政策，并用改革的办法来实施。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刘尚希表示，要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首先要统筹财政资源；另外，要把财政的钱花好，结构上要优化，要有重点，有轻重缓急。货币政策首先要保证全国总量上以及各个领域、各个地方流动性相对充裕；其次要考虑如何促进融资成本的降低，应当把握住一些时间窗口，及时降息。

稳预期是当前“稳”的核心

NBD:今年我国的GDP增长目标设定为5.5%左右，低于去年目标。您如何判断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

刘尚希：去年的经济增长应当说超出了预期，今年的经济运行预计也会面临不少困难。从去年下半年尤其是三季度开始，经济下行态势比较明显，主要是遇到了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同频共振，叠加相关政策的不完善，这种下行态势会延续到2022年。

2020年中国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经济增长超出预期

所以今年尤其是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特别是俄乌局势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也会转化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尤其是能源价格等方面。这些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在还在不断演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要稳中求进，“稳”实际上就是要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就是要稳增长。

“稳”首先是稳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涉及老百姓的收入预期以及内需，如果失业人口增加，收入减少，内需会更加不足，这样就可能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所以现在要稳住需求，避免进一步收缩，同时还要防范供给冲击。由于俄乌局势的演变，国际供应链、初级产品的供应保障等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化解这些供给冲击也是今年要面对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稳预期，只有稳预期才能稳增长，也就能稳就业。如果预期稳不住，其他各项政策落地可能都会打折扣。

怎么稳预期？首先，要继续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去引导预期，改善预期。微观层面，比如不断简化政府部门办事流程，近年来数字技术对政务效率的提升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宏观层面，要构建市场主体长期的信心，这涉及舆论环境，比如舆论环境对民营经济的影响就非常重要。中央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怎样让“两个毫不动摇”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稳住了民营经济，才能稳住经济大盘。

稳预期还要针对不同群体分类施策，比如农民、农民工、投资者、消费者、经营者、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他们的预期是不一样的。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打通一些经济循环中的堵点、卡点、痛点。只有大家感受到了政府的行动所带来的实际效果，信心才会一步步增强，有了信心，各项政策才可能真正落地产生实效。

比如，政府推出货币扩张的政策，市场信心是市场主体跟进的一个前提条件，在预期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市场主体信心不足，就会等待观望，甚至可能停摆，退出市场。这样，政府的相关政策就难以产生实际带动效应，可能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稳预期是至关重要的，是当前“稳”的核心。

政策可预期是稳健的基本内涵

NBD: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今年为何要反复强调“稳”？

刘尚希：这个“稳”实际上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的经济不稳，所以就要稳经济，而将稳中求进作为工作的总方针是对政府而言的。

去年有一些政策出发点很好，但有些部门、有些地方具体操作上有点急于求成了，这带来的就是“不稳”，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像“双减”“双控”等，实际上在这些领域一些政策的适度把握上还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而真正要实现适度的分层把控，首先要稳字当头，不能急躁冒进，更不能急于求成。

凡是在“稳”字上出现了偏差，着急定指标，甚至层层加码，反而适得其反。

因此，当前特别强调“稳”是非常正确的，也需要反复去提醒。不同部门在制定政策时，都要评估政策是有利于“稳”还是有可能带来不稳。这个“稳”是动态的、是变化的，没有机械的“稳”的概念，所以都要根据当前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采取相应措施来注入更大的确定性，进而实现“稳”。

NBD:今年报告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而去年提出的是“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您怎样看待这一措辞的转变？

刘尚希：精准和稳健其实都重要，精准强调的是政策效果，如果不精准，政策的有效性会打折扣；稳健是说政策不能总变，要可预期，这是强调稳健的基本内涵，只有政策可预期，才可能去引导预期，改善预期。

“稳健”对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么做到可预期？就是不能搞突然袭击式的政策，政策出台要和市场、社会有效沟通，这点极其重要。

只要这个政策是可预期的，市场主体自然会做出积极反应，如果政策不断变化，市场主体无法预期，不知所措，其行为可能就会收缩，进而引发投资、创新、研发、消费等一系列行为的收缩，这最终会导致经济收缩。

所以，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政策的不可预期有时会产生蝴蝶效应，看起来动作很微小，但通过一系列环节放大后，可能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因此，“稳健”在当前改善预期、引导预期当中很重要。

要尽力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

NBD:您曾提到，在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核心的问题是政策。今年报告明确，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增强有效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您能否具体解读一下？

刘尚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财政政策要积极，积极财政政策要扩张，就要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怎么来实现乘数效应？首先从财政自身来说，要统筹财政资源，包括流量和存量的各种资产和资源。比如当前财政支出规模超过24万亿，这些资金怎样统筹使用、有效配置，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财政支出增长较大，要做到统筹使用、有效配置

其次，结构上要优化，同样的要素，结构不同，发挥出的功能效果就不同。财政支出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地方、各个层级，所谓结构优化就是支出要有重点，有轻重缓急。

当前，一些刚性支出是必须要保障的，比如地方的“三保”。此外，专项债怎样及时落地变成实物工作量，带动社会投资、民间投资跟进，也需要及时谋划，这都涉及结构问题。

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精准有效，要有撬动扩大的效果，必须在上述几方面做到位。但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说这些都做到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就能发挥出来。

财政政策的效果最终体现在经济上，也就是其乘数效应，它能不能带动其他的投资、消费，产生连锁反应，这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产生杠杆效应。杠杆效应越大，说明财政政策效果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政策要尽力发挥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样才能通过几万亿的政府投资去撬动更多的投资，再通过财政的公共服务、公共消费来带动老百姓的消费。如果没有这种杠杆效应，稳定经济稳定就业就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条件——预期要改善，预期是产生乘数效应的必要充分条件，否则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大抵会打折扣。

所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一个系统问题，不是财政部门预算资金安排好了就会产生效果，而是需要各个方面协同。

当然，收入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有不少措施。报告也提出，今年要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减税与退税并举。并公布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NBD:您刚刚也提到，今年要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您如何理解这个“组合式”？

刘尚希：“组合式”是一个新提法，就是阶段性政策和改革性、制度性安排结合起来，阶段性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的，改革性、制度性的安排就是长期发挥作用的，也就是短期和长期相结合。

减税降费要完善税制、费制，同时要完善相关政策，既要在税制要素上做文章，更要从税制整体上想办法。总之，时间上，短期和长期要结合起来；体制上，要素和整体要结合起来，税率和税基结合起来，来进行组合式的减税降费。

应把握时间窗口及时降息

NBD:报告还提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您认为要怎样灵活适度？

刘尚希：货币政策更多还是要从总量上去考虑，保持流动性充裕。当前，一些行业、一些领域出现局部的流动性紧张，这与货币政策“时度效”把握出现偏差有关。

货币政策首先要保证全国总量以及各领域、各地方流动性相对充裕，包括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运行、对企业经营而言，流动性就像空气，空气不足就会憋闷，时间长了甚至有生命危险。一个企业可能一直经营很好，但流动性问题可能会把它憋死，这样的案例很多。当前，流动性充裕要求越来越高，更多要从总量上去考虑。

其次，货币政策要考虑如何促进融资成本降低。当前，降低利率是具备条件的。尽管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有收缩迹象，但是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说的多、做的少，在当前世界经济更加不确定的形势下，美国可能不一定会真的收缩。即使它收缩，对我们而言，现在也有条件进一步降息。

现在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已成为避险保值资产。这意味着资金流向中国，我们不用担心美国升息了，资金会流出，进而导致人民币贬值。此外，中国疫情防控较好，各方面也比较稳定，是有条件实施降息政策的。所以我们应当把握住时间窗口，及时降息。相对于超过200万亿的贷款存量，如果降一个百分点，减少的融资成本就是2万亿，这比减税降费带来的效果更好，更具有普惠性。

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已超200万亿元

当然，降息也要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目前，息差收入成为金融机构的主要收入，说明他们的收入来源尚未实现多元化，经营能力不强，国际竞争力较弱。我认为还是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这样货币政策的传导才有良好的体制基础，政策传导效率才能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在货币政策上“松与紧”问题，还涉及金融改革问题，改革不仅有利于当前，更有利于长远。

当然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有其体制基础，改革的空间都很大，所以我们要把政策的实施和改革结合起来，用改革的办法去实施当前宏观政策，这样就能把短期和长期有效地结合起来。

要强化对制造业的投资

NBD: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强调对“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您认为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刘尚希：之所以特别提到制造业，是因为制造业这些年收缩比较快，而且制造业的投资也不太景气，所以现在要强化制造业的投资。

我国工业化到了中后期，但是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还在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对一个大国而言是基础。因此，制造业过快收缩本身就是一个风险。

正因为如此，才强调针对制造业减税降费，实际上过去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目前对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已经全部达到100%，对于制造业里的隐形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中小企业，政府也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扶持。今年政策效果可能会进一步显现。

但是从未来趋势和国际竞争来看，我国制造业还需要和数字化紧密结合，过去讲的是工业化、信息化相融合，现在要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让传统工业插上数字化、智能化的翅膀，提升竞争力和附加值。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经济的底盘稳住。

NBD: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今年我们要如何化解这些压力，实现经济稳增长？

刘尚希：我认为化解三重压力，首先要把这三重压力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首先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相互影响，因为供需本是互动的，二者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即需求促进供给，供给创造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叫做正反馈。但也可能是恶性循环，即需求收缩，供给就会减慢甚至萎缩，供给受到冲击之后收缩，需求会进一步收缩，进而导致经济下滑，这叫做负反馈。一旦形成负反馈就非常危险。强调“稳”，就是要防止出现负反馈。

另外，与供需互动机制相联系的是预期，如果预期不稳，再叠加需求和供给困难，经济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所以三者是一个整体，要整体考虑。

当然，三者也有主次。有人认为要从需求入手，有人认为从供给入手，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预期，预期转弱必须扭转。在边际上，如果预期有所改善，需求收缩就会得到遏制，供给冲击就会得到缓解，供需之间的良性互动就会逐渐形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体的把握还是要回到稳预期上来。

记者手记丨稳住预期才能顺利“爬坡过坎”

今年我国的经济形势面临不少困难。全球疫情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

在这样的情况下，稳预期显得更为重要。越是困难越是要坚定信心、越要真抓实干。

但稳预期不能只是空喊口号，还是要落实到政策上。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要统筹运用好财政资源，尽力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方面，要保证全国总量以及各领域、各地方流动性相对充裕，同时也要考虑如何进一步促进融资成本降低，给广大市场主体更多的空间。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稳住预期，稳住经济大盘，才能顺利地爬过“坡”，越过“坎”。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