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全球经济治理与金融合作开放大会在北京举行。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大会上进行了一场线上对话，就经济机制的转变、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力的挑战性、通货膨胀是否会加剧、全球化是否会放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经济机制的转变

斯宾塞表示，在早期阶段，非常高的增长通常依赖于将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资源(主要是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到出口业，最终带动庞大的国内经济增长。总体而言，大多数生产力的提高来自于将劳动力资源从低生产力环境转移到生产力较高的环境。这个过程运行得很完美，一直到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供应开始耗尽，这就是刘易斯模型的基础所在，也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

“当经济增长达到了某一点，开始逐渐地失去特定的增长动力。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经济中更加广泛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平稳地完成了这种转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增长率一直令人瞩目。”斯宾塞指出。

在斯宾塞看来，过去的“需求约束型增长”已转变成“供给约束型增长”，这是一种“经济机制的转变”。

他进一步称，“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的全球经济中，并且具有较少的剩余劳动力和较少的低生产力劳动力。所以，经济增长将取决于生产力发展。”他认为，目前最好的机会是数字化转型。

对此，朱民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当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廉价劳动力驱动的增长模式几乎不复存在，除非我们能找到其他剩余劳动力来填补空缺，或者提高生产力。但现在来看，可能有一些潜力，但并不容易。

因此，为了支持全球增长，特别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一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需要转变为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增长。二是对于低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知道是否能够带来技术变革来吸收剩余的劳动力。

提高生产力变得更具挑战性

当一个经济体从廉价劳动力增长模式转向生产力增长模式时，这是否意味着增长速度会放缓？

对此，朱民坦言，当接近世界生产力边界值时，提高生产力就变得更具挑战性。

斯宾塞表示认同。他认为，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包括一些数字领域。中国的增长率正在趋同于所谓的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增长率。而且，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增长数据，它并不是稳定的增长，而是有升有降的。当出现一个有力的技术工具，数据就有一个激增，然后开始回落，然后又出现一个激增，所以它不是一种稳定增长。但是，当把它平均到十年的周期中，会得到这样的趋势。

目前世界范围可以看到生产力的下降趋势。斯宾塞认为，我们即将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工具来扭转这种趋势。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斯宾塞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数字技术一旦被广泛应用，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生产力增长，尽管这仍有待观察。这也将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建造、部署、适应和采用这些技术方面有突出表现。

“疫情促使了一波激增，因为我们不得不依靠数字技术来工作生活。中国经济增长慢下来的部分原因是结构改变了，中国正在迈入生产力较低的行业。”斯宾塞指出。

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改革

朱民提出，营造支持创业的营商环境和创新商业模式，也是重要的支撑生产力增长的因素。纵观全局，从需求约束增长模式转向供给约束增长模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做更多政策层面的结构性改革，我们也需要供给侧政策改革。中国从几年前就开始了供给侧改革，当无限的劳动力耗尽时，工资将会增长，这将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

斯宾塞表示，如果你在经济中实现了生产力增长，但工资或收入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跟上，然后在刘易斯拐点，你开始面临更广泛的工资增长，因为有很多竞争者在那里。劳动力市场行为对人们、个人和家庭的供给侧开始发生变化。人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比如“伟大的辞职”。我们获得更多的营业额，发现人们退休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早，如此等等。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需要了解其他因素。但底线是，与过去相比，我认为劳动力份额将会上升。”斯宾塞指出。

斯宾塞进一步指出，至少在发达国家，从上一轮通货膨胀结束以来，已经过了近三十年，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表现出来。“我们真的没有任何明显的通胀压力，即使劳动力市场看起来相对紧缩等。我认为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在中国也会看到这一点。中国人口已经非常接近顶峰，人口金字塔看起来和其他国家一样老化，对年轻工人的需求将会很大。”斯宾塞进一步指出。

通胀会进一步加剧吗？

全球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朱民问斯宾塞，是否担心通胀会进一步加剧？认为我们在未来几年会陷入停滞状态吗？

斯宾塞不认为这是最可能的局面，但这绝对是一种风险。把欧洲和北美分开来看，欧洲中央银行还没有做出经济衰退的预测，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没有出现急刹车。斯宾塞猜想他们是希望能避免这种情况。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有点过于乐观。我们很可能会经历经济衰退，并且将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因为我们以前有过高通货膨胀。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与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相关的通货膨胀。欧洲受到了显著影响，他们使用的绝大多数化石燃料都是进口的。如果你看看现在的通胀数据，大多数主要欧洲国家都上涨了6%甚至更多。这应该会很快减弱，但目前并没有很明显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你会在美国看到类似的模式，但它更温和，因为能源价格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大。”斯宾塞指出。

斯宾塞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在将来，中央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通胀曲线，央行将试图找到一个中间点猛踩刹车，这会产生一种停滞的情况，但他们不能只是坐在那里，任由通胀失控，任由通胀预期更加严峻。

因此，迫于通胀压力，他们可能会被迫制造一个相当大的经济放缓。那么，我们是否称之为停滞，因为“停滞”这个词对于我来讲，有一种“长期”的内涵，或者像沃尔克当年在美国有通货膨胀预期时所做的那样，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朱民表示，对此需要关注两方面问题。

一是关注美联储是否会采取非常强势的行动。因为在欧洲通胀率已经达到6%，甚至已经达到8%、9%。如果(美联储)强势缩表和临时加息来控制通货膨胀，这将导致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另一方面，因为央行落后于曲线值，他们将很难采取行动。因为这次乌克兰危机造成了另一个新的局面：军费开支在增加，国安和昂贵的开支在增加，食品价格在上涨，能源价格在上涨。公司在重新部署时会优先考虑的是安全性、稳定性，而不是向过去那样扩大利润、降低成本。

因此，在紧缩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间，朱民认为央行的工作真的很艰难。但可能会曲线操作而保持流动性，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钱。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率将保持相当高的水平，通货膨胀不会下降。

金融市场会大调整吗？

朱民指出，不论什么时候来看实体经济、金融市场，他们都说实体经济正在变化和调整，尽管以相当缓慢的节奏进行。但金融资产在急剧增加，因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接近于零的利率，以及在许多评估中接近于零的回报。

朱民对斯宾塞抛出问题：“你认为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货币政策变化和地理风险，金融市场近期会有大的调整吗？”

“是的，虽然目前我不知道怎么校正计算它。但感觉它将非常不同于央行的那种流动性，以及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央行的资产定价。我只是不认为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一般来说，当一段时间通货膨胀较高，资产市场的表现将有低于长期平均值的趋势。我认为，我们将看到更少的流动性。放眼全球，很多国家的主权债务水平更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困境产生。”斯宾塞指出。

朱民表示，关于主权债务问题，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余年，公共债务急剧增加。但在支付方面实际上增长相当缓慢。

那么，如果实际利率发生变化，名义利率也在变化。债务危机可能发生吗？还是即将发生？

斯宾塞对此表示不确定。

“我们都知道摆脱债务积压的方法需要名义增长，我们从实际增长的通货膨胀中实现了名义增长，尽管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是我们不太希望的，但它实际上帮助减少了一些实际负债、主权债务。虽然目前我不知道如何精准的校准和计算。”斯宾塞说。

全球化会放缓吗？

“你关于刘易斯拐点基础上的理论，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暗示着全球化。你认为全球化会放缓吗？如果全球进入‘新的经济机制’，这对全球化将带来什么影响？”朱民对斯宾塞抛出问题。

斯宾塞不认为这种转变对全球化有负面影响。这取决于全球化的概念，斯宾塞认为多样性在某些方面有点像全球化，但只是有供应限制，更有约束力，但不认为它指向去全球化。

“当我想到去全球化时，我想到的是真正阻碍和破坏全球技术流动的下行风险。因此，我认为，全球化令人担忧的部分与紧张局势和政策变化有关。这确实扰乱了全球流动。这种模式肯定会改变，并且已经在改变。”斯宾塞指出，新兴经济体有巨大的购买力，所以现在有些贸易是内部的。中国吸收了相当数量本身生产的产品，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

从全球经济演变来看，当新兴经济体在实现他们的增长和发展目标过程中，将使格局发生变化。斯宾塞认为，这并不令人担忧，他们实施了一些指导政策。也许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相对于需求规模的减少，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这主要取决于参与者保持开放的决心。

所以，斯宾塞认为，当存在风险时，无论其规模如何，往往反映在忽略个体繁荣与全球经济繁荣之间关系而采取的政策。我们需要努力，以确保不会走上推崇“单打独斗”或者“势力范围”的道路。这对于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