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发展面临“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以来，受地缘政治局势、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收紧等因素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加大，要实现5.5%的经济增速目标，需要各方共同发力稳增长。近期，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就政策何如发力稳增长，如何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当前需要注意的金融风险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央行的政策操作还有空间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看待今年5.5%的经济增速目标？经济发展面临什么压力？又有哪些抓手？

黄益平：我们关注的是经济三驾马车，将来哪一驾马车能发挥比较大的力量。我觉得今年可能出口还可以，但是大家都觉得出口旺是一个临时性的现象，因为国内疫情控制好了，国外疫情没控制好，所以我们出口订单多了很多。但是这种增长最终肯定会降下去。但今年如果其他国家经济复苏情况良好，他们的需求也会比较旺盛，所以我猜测今年出口可能还可以。

另一个就是投资，政府正在发力，所以基础设施投资估计能起来，房地产存在不确定性。但其他的制造业投资等，我猜短期内可能比较难有很大起色。

这样看来，我觉得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需要有比较大的支持力度。

还有一个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去年出台了很多所谓的结构性的政策，关于平台经济、教培行业、能耗、双碳等，这些都是为了逐步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但确实在短期内造成了经济下行的压力，需要再平衡一下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从国际层面来看，外围的不确定性也会加大经济增速目标的实现难度。目前这种冲突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短期金融市场的冲击。二是对供应链的冲击，非常直接的影响就是能源价格上升。整个供给受到挤压，很容易导致滞胀的风险。东西越来越少，但价格变得越来越高。三是对我们的国际经济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证券时报记者：金融委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主动作为，但现在也面临一些压力，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通胀压力，其他的国家央行在收紧的压力等，您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有多大？

黄益平：我觉得央行的政策操作还是有空间的，一个国家货币政策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稳定国内物品的价格与经济增长，对人民银行来说也是如此。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美联储开始大幅收紧货币政策时，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都会面临同样的压力，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市场利率上升，甚至是资产价格下降，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讲，当前中国整体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健康，同时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还是2%左右，说明我们的货币没有大的贬值压力，我们的外债也不是那么高，我们的财政总体来说也比较健康，我们还有外汇储备。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看，美联储加息对于我们货币政策宽松空间的挤压不是很大。

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有资本项目，我觉得如果将来真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变得很大，仍然可以加强管理，不增加资本项目管制，但可以在已有的政策框架下增强一些管理。

从更长时期来说，宽松了货币政策，经济稳住了，才能更加有利于汇率和市场的稳定。

深圳天使母基金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稳增长要求货币政策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发力，并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除了加大贷款支持力度外，还有哪些举措可以支持其发展？

黄益平：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蛮有意思的，从企业的杠杆率和负债率来看，我们现在私营企业的杠杆率超过了国有企业。但这里面的因素很复杂，比如资产是不是缩水了等。但总体来说，在两三年前，私营企业的杠杆率是低于国企的，但是这两年又开始提升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转。

最近两三年，反而私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变得高一些，虽然也有波动，但是总体上印证了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是有所改善的。

但这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从正面来说，中小企业融资好像是变得更容易了。但是，中小微企业现在的经营环境不太好，一直是通过这样的融资来支持其经营，其杠杆率高企会是将来可能被担心的问题。如果经济环境一直比较困难，中小微企业能不能长期靠增加贷款来改善其生存和经营环境，我觉得可能是需要考虑的。

证券时报记者：监管层多次表态要加大金融对绿色、小微、科技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您如何看待金融对创新的赋能？

黄益平：这对金融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过去的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但是目前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跟上。中国金融体系规模非常大，政府干预也比较多，银行主导，这些特征和国际上相比是有明显差异的。

但这套体系过去似乎也没有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支持过去的增长没有问题。这可能是因为过去中国经济是要素投入型的增长，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没那么大，对风险控制的要求比较低。但现在的问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过去这一套就有问题了。因为过去银行擅长的是大规模发放贷款，粗放式扩张。

所以从金融的角度来说有很多工作要做，总体上来说我们的金融模式要跟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来改变。主要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

第一，要更多地发展资本市场，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市场是领先国家的标配，而银行主导的体系一般是后发国家、赶超国家比较常用的工具。这在国际上是很明显的，如美国和英国的融资体系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德国和日本是以银行主导的。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确实有一些先天的优势，我们也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第二，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仍然会是中国金融体系当中的主力。德国和日本靠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已经走到国际经济技术前沿了，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显然商业银行现有的这套业务模式需要创新。

第三，我们现在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数字金融的工具。过去创新的融资做不了，中小企业融资做不了，就是因为获客难、风控难，不知道怎么分析。现在用大数据分析走出来一条有意思的路子。

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了，金融模式也要转变，金融模式转变的核心就是怎么支持经济创新，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三条，资本市场、商业银行模式、数字技术。

证券时报记者：“专精特新”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业，您认为政府怎样给这类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支持呢？

黄益平：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觉得深圳做的天使母基金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政府出钱，吸引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天使基金到深圳来设立基金做投资，政府把这个钱给你，当然你要配套自己的资金，政府说你拿我的钱和你的钱一起投资，如果这个钱收回来了，你只要把本金还给我就可以，你去赚钱，我不赚你的钱。所以很多企业都来了，很多基金都来了。然后他有个要求，就是所有的这些创新企业如果要让他给你投，都必须在深圳注册。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第一，政府其实是分担风险，而且他不赚钱，你赚的钱都是你的，对这些天使基金当然是有激励的。第二，政府完全不干预你，是你在做，政府知道自己去做，不如这些世界上最好的天使基金来做这个业务，他们有经验，过去做得很成功。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把政府的功能和市场的功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又帮你分担了一部分风险，降低了你的担心，同时不干预你的市场化运作，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需要关注中小银行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近期受地缘政治，全球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收缩等因素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较为动荡，您认为这会对我国金融体系带来怎样的风险？

黄益平：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学者，一些我过去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在发生，我们需要有一些新视野。我原来认为，今年金融体系最大的冲击可能来自美联储加息，但现在俄乌冲突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到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还要打一个问号。我认为，一方面需要关注会造成的一些短期冲击；另一方面，要考虑的是其他国家对这种制裁措施会有何反应，如外汇储备将来可能面对的潜在风险，高净值人群海外资产的安全性等。

俄罗斯是很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这方面的制裁可能会成为滞涨的直接推动因素，因为一方面减少了供给，另外一方面推升了价格，所以我觉得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来说，都会有延缓经济增长和推高通胀的影响。至于说它有多严重现在不太好说，而且制裁到底会严厉到什么程度，现在也不知道。

现在大宗商品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全世界PPI都很高，每个国家的CPI不太一样，通胀会成为今年世界主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量。石油价格如果进一步上涨，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会更困难。

原来因为经济复苏很好，通胀很高，那就使劲收紧货币政策，只要尽量不妨碍经济增长就可以，但现在造成的潜在风险是有可能会使经济的态势疲软，但同时有可能会使得通胀的压力变得很大，这样的话对央行来说会变得非常困难。

对于我们来说，溢出效应空间也是很明显的。中下游的制造业已经饱受PPI高企之苦了，如果PPI进一步抬升，这些中下游的制造业因为PPI很高、CPI很低，利润空间会进一步被挤压。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今年有哪些金融风险需要重点关注？

黄益平：我担心的金融风险和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可能在程度上有一些改变。第一，区域性的金融风险，主要是一些平台和地方国企，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缓解，有一些甚至变得更加严重。我觉得今年还是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第二，我一直也比较担心的是中小银行的问题。中小银行在过去几年发放了很多贷款，但问题是很多中小银行缺乏交叉补贴的能力。一些大银行也发了不少贷款，但是能做一些交叉补贴。但中小银行的客户本来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也不太稳定，所以我对这个风险还是比较担忧的。

尤其是考虑到最近这些中小企业还是需要持续的支持，将来怎么补充资本金？由谁来补充资本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甚至在一些地方我看到了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股权出现了国有化的倾向，是因为原来这些民营的股东没有钱去注资了，不得不让政府出手。还是一些地方觉得民营资本不靠谱，因为有很多的大股东把钱都带到关联企业，出现了很多风险。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

应让房地产行业平稳过度

证券时报记者：去年个别房企出现了风险事件，今年以来多地放松了房地产调控政策，监管部门也多次表态要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您如何看待房地产领域的风险？

黄益平：所谓房地产领域的风险其实比较有争议，不好判断。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到底有多大？应该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假如说房地产行业已经有风险，那怎么来处置是有讲究的，一锤子把它打下去，那肯定会出问题。

一般来说，监管层会想软着陆。我认为核心问题可能还是要让它平稳地渡过，如果杠杆降得过猛，反而会引发新问题。

至于最近的一些放松迹象，一方面，可能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也不希望开发商的流动性一下子全被卡住，这样可能直接引发风险。另外，我觉得现在可能各地对于房地产问题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因为稳字当头压力非常大。在经济从新冠疫情当中复苏过来的时候，最大的推动力量就是两个，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投资就是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如果这一块乏力，那对于稳经济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对我们的决策技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